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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秦漢時期建立了一套較為系統規範的官吏任用制度，以防止官吏在履職過程中因血緣、鄉情、親情而以權謀私。其中任官迴避制度的創設，對於預防腐敗具有重要意義。有些研究者認為任官迴避制度創立於東漢時期，其實，在西漢時期迴避就在職官選任的實踐中被應用。也有學者認為自武帝始，朝廷在任命地方官吏時，逐步形成了官員任用時避籍、避親、避近的制度。近年來出土的尹灣漢墓簡牘證明瞭漢代任官要迴避本籍，即刺史不用本州人，郡國守相不用本郡人，縣令、長、丞、尉不用本縣人(參見嚴耕望《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·秦漢地方行政制度》，安作璋、熊鐵基《秦漢官職史稿》)。《後漢書·光武十王列傳》記載“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”，《後漢書·李固傳》載“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”。
　　在繼承和總結西漢任官迴避相關做法的基礎上，東漢桓帝時頒佈了“三互法”，這是中國古代規定行政官員任職迴避的第一個成文法規，標志著任官迴避制度的正式確立。
　　關於“三互法”的具體內容和條款，文獻記載並不明確。從名稱上看，“三互法”既名“三互”，其任官應該迴避的情況如下:一是避籍，即本籍人士不得到本籍任官。二是避親，即“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”(《後漢書·蔡邕傳》)。兩州人士有婚姻關係者，其本人和家人不能到對方州縣任官，同時兩州人士不得交互為官。據此規定，一種情況是甲州有人在乙州任官，那麼乙州人就不能赴甲州任職;另一種情況是甲州人士在乙州任職，乙州人士在丙州任職，那麼丙州人士則不得在甲、乙兩州任職。三是避近。漢代地方長官任職時既要避籍、避親，還要避近，一些重要的地區和重要的關鍵職位不得由親近的人擔任，如“宗室不得典三河”(《漢書·劉歆傳》)，外戚“不宜備九卿”(《漢書·馮野王傳》)，不得“封侯與政”(《後漢書·明帝紀》)。
　　值得註意的是，漢代的州、郡、縣的屬吏須用本地人(《漢書·蕭何曹參傳》)，以解決地方官吏因避籍而導致對任職地環境不熟悉的弊端。
　　從文獻記載看，“三互法”在漢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實施。《後漢書·蔡邕傳》唐李賢註引謝承《後漢書》載:漢桓帝時，史弼遷為山陽太守，其妻為巨野薛氏女，以“三互法”自上，轉拜平原相。因為巨野屬山陽郡，史弼自請迴避其妻家之籍，這說明“三互法”當時在官吏任用中得到實施。“三互法”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官吏任用中的任人唯親，但實際操作中有時也成為打擊結黨營私的工具。東漢梁冀被誅，梁冀所連及的“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，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”(《後漢書·梁冀傳》)。
　　漢代創立的任官迴避制度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任官迴避制度的基礎，並被歷代所繼承和不斷完善。任官迴避制度立意雖然在於防止官吏之間相互勾結，但客觀上對於預防腐敗有積極意義。司馬光在《資治通鑒·漢紀四十九》講述“三互法”後評論:任官避籍、避親和避近規定，在一定程度上使地方官吏擺脫血緣、親情關係的影響，能夠秉公行政，但是從西漢中後期開始，察舉徵闢制反其道而行，已蛻變為貴族官僚引用親故、招納朋黨的合法工具，使官吏選任制度遭到嚴重破壞。
　　據《後漢書》相關記載，竇太后在和帝即位後臨朝稱制，其“父子兄弟並居列位，充滿朝廷”，“刺史、守令多出其門”。到東漢後期，宦官更是遍植黨羽，宦官單超的“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”，其他宦官也是“宗族賓客虐遍天下，民不堪命”。
　　“三互法”規定任官迴避，不能不說是在原來的任官制度遭到破壞後，對這種政出私門腐敗局面的一種制度上的補救。如何才能真正遏止貴族官僚任人唯親的腐敗局面，這是歷代統治者不得不面對而且必須解決的問題。
　　(供稿:中國社會科學院“中國曆史上的腐敗與反腐敗”課題組，課題主持人:卜憲群)　　（原標題：官員任命“三避”：知易行難）